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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时代我们面临的巨大市场前景论文] 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时间:2019-01-05 04:43:16 来源:佳讯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佳讯范文网手机站

      [要点摘要]

      把对城市的需求放进视野,我们就能解开所谓“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消费品价格指数背离”之迷。这也告诉我们,对城市的需求将会引致大规模的对投资品的需求。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种产品,平均价格在22305元,每年有2000多万人购买,将是何等巨大的市场!

      哪一个产业也不如“城市”这个产业有着更广泛的产业关联。所有上游产业都会受惠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投资的增长;所有与城市生活有关的产业也会受惠于城市化的加速。

      不同于一次性购买,时时存在而又永无止境的服务才是生意的大头儿。一旦住进城里,就要永远交“城市物业费”,包括电费、水费、燃气费、取暖费、电话费、宽带费、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加上养路费、汽车保险费、停车费和物业费等等,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北京一个家庭每年要花费20000元以上。

      更何况,城市不仅需要新增投资,还需要“更新”。这类似于“老城改造”。我国还有多达42620个小城镇中的大多数还等待着变成“体面”的城镇。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公用事业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浪潮。这种趋势在一些国家中被称为PPP,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包括不少具体形式。

      在城市管道燃气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跨城市的市场,许多民营企业到处“攻城掠地”,参加竞标。

      特殊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两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辆灰色的帕萨特车中,驶向北京郊区的延庆。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当他们从二环路拐到八达岭高速路时,车流越来越密。接近清河收费口时,车子几乎像蜗牛一样爬行。不过他们并没有觉得这堵车的时间太过浪费,因为他们的目的,正是要一起讨论问题。

      讨论的话题有关宏观经济的走势。中国的宏观经济近年来确实表现得比较怪异。从2003年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背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消费品市场是真正的最终产品市场,对投资品的需求只是对消费品的需求的“引致需求”,因而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决定着投资品(即生产资料)的价格水平。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非常稳定的时候,即使会出现投资品的价格上涨,也是暂时的,不久也会降下来。然而我国近两年的情况却似乎很反常。2003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而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9.6%;到12月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2%和13%。尽管在2004年初中央政府就采取了严厉的紧缩货币和限制土地供给的措施,到11月份生产资料价格仍同比上涨了13.5%,而同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只上涨了2.8%。是什么样的因素使这两个经济变量或其中之一偏离了正常轨道呢?

      只是到2005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才逐月下降,到8月份已降到2.9%。这似乎与中央政府紧缩“地根”(即上面所说的“限制土地供给”)有关。但这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已降到了1.3%。一些经济学家又在担心是否需求不足,是否又开始了新一轮通货紧缩。但这和经验似乎不相符。到10月份,狭义货币M1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从2月份的10.6%上升为12.1%,广义货币M2则从13.9%上升为1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高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9.4%)。为什么货币供给的增长和人们的消费热情没有明显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呢?

      望着前面慢慢蠕动的车流,坐在车里的一位经济学家突然眼前一亮,说,“这不就是答案吗?”自2002年以来,北京进入了购买私家车的高峰时期。2002年的私人汽车保有量比2001年增加了18.4万辆,2003年又增加了19.4万辆。2004年则以每月3.8万辆的速度增长。车多了,就需要路。按经济学的说法,路是车的互补产品。只是这种互补产品非常特殊。买车是要花钱的,车的价格也可以随着供求变化而变化;如果要买更多的车,就要花更多的钱。但是路不一样。虽然车主都要交养路费,这可以被视为使用路的价格。但这个“价格”是政府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般不会轻易变,也不会因为跑的路多而多收养路费。即使是收费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是政府管制的,不会因为车多或车少(即对路的需求的波动)而随行就市。因而当车对路的需求过多时,就会出现拥堵,也就是车在为使用路而“排队”。

      谈到排队,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陌生。这是因为当时的计划价格不会变动,供不应求时,就只能排队。在这时,虽然需求的增长没有反映在价格上,却仍然耗费了人们的成本,包括排队的时间,走后门的人情,贿赂的代价等等,因而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又被经济学家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由此可以推论,眼前的交通拥堵也是一种短缺,即路的短缺,拥堵程度也是一种“价格指数”。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观察,北京2003年在二环路和三环路上的平均车速比2002年明显减慢(见下表),这意味着每辆车的平均拥堵时间比2002年加长了。这种“排队时间增长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下表,如果我们假定这些路段的权重是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戏称2003年北京的“排队通货膨胀率”为11.7%。

      北京二环和三环的平均车速 项目2003年2002年

      全天路段平均车速(公里/小时)全天路段平均车速(公里/小时)

      东二环 56.0 61.1

      南二环 64.3 64.5

      西二环 39.8 56.4

      北二环 48.6 58.8

      东三环 52.0 53.9

      南三环 57.467.2

      西三环49.2 54.2

      北三环 62.9 64.3

      资料来源: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04》,第52页。

      对城市的需求`

      其实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篮子中,也包括了水、电和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消费的“价格”。然而这些价格与其它消费品的价格不同,它们是因其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或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而受到政府的管制。被管制的价格,如水费,电费和燃气费等等,一般是固定的,只有经过若干年有人(通常是企业)提出调整,才要经过听证会后变动。除了这些能被公众注意的价格,另一类“价格”更为隐蔽。如对公用事业管网设施的收费,包括自来水管网建筑费,管道燃气接驳费和电力增容费等,一般都含在商品住宅的价格中。这些费用一般也不会变动;由于所占房价的比例很小,不会引起购房者的注意,也就很难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对于看来不收费的基础设施,其实也在收费,只是采取了所谓“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形式,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前面说的养路费,防洪费,垃圾处理费,卫生清洁费等。这些费用同样是轻易不会变动,更在价格指数的视野之外。

      既然价格不起作用,当出现对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过量需求时,除了出现前述汽车排队的现象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忍受短缺”。其实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常见的“通货膨胀”形式。它表现为产品品种的减少。例如在文化革命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的人根本看不到像香蕉和柑桔这样的水果,因而根本就无需排队。当时整个社会的产品品种数量也许只有今天的数百分之一。人们也无需为根本不存在的产品排队。在今天,“忍受短缺”表现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供给不足。如城市的许多地区垃圾遍地、肮脏不堪,流经城市的河流污染严重,城市中的湖泊富营养化,道路坑洼不平,新建的小区还没有接入燃气管道,新城区缺少绿地和树木,等等。即使是自来水和管道燃气这样成熟的城市公用事业,我国2004年的普及率还只有88.9%和81.6%。随着我国的城市化,城市“生产”垃圾的数量在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2003年已达1.5亿吨;但垃圾处理能力却只以每年5%速度递增,以致到2004年,我国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有52.1%。而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更低,2005年只达到45.7%。2003年,我国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只有9.3平方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50%。

      在中西部较后进的省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3年甘肃、青海、宁夏、山西、内蒙古和广西等省和自治区的燃气普及率分别仅为58.7%,46.5%,52.6%,60.2%,58.5%和53.8%。当我们到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较小的城市去,尤其是经过一些小城镇时,街道之零乱肮脏,市容之丑陋不堪,基础设施之欠缺,公用事业不配套,更是触目惊心。我国数万座小城镇大多处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严重供给不足的状态中,其城市服务水平都大大低于大中城市。例如黑龙江省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只有62%(2005年);安徽省毫州市小城镇的自来水供水率,在2002年时还只有17%。

      无论是“汽车排队”还是“忍受短缺”,都说明我国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几经变化,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需求浪潮。从80年代初开始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到对服装和日常工业品的需求;从对小型家电的需求,又到对大型家电的需求;从对电讯器材和服务的需求,直到对汽车、住宅和旅游的需求;需求结构的质量和价值都在不断升级。汽车、住宅和旅游除了是一种较高价值的产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会引致进一步的更高价值的需求。这就是对城市的需求。汽车需要道路、加油站和停车场地,住宅需要上下水道、管道燃气、电力、取暖设备、电信和宽带等,旅游则更为综合,需要各种交通设施和城市设施。满足这些需求,动辄需要投资数亿元、数十亿元甚至数百亿上千亿元。与所有以前的需求浪潮不同的地方是,对城市的需求增长没有反映在价格上。所以才有在新的一波需求浪潮面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那样低迷的怪现象。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都可以成为竞争性的产业,其产品价格由市场制定,将“排队时间增长率”和“忍受短缺程度的增长率”转换为价格,这两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高出许多。

      虽然对城市的需求没有表现在价格上,各地政府还是感到了压力。因为无论交通拥堵还是其它城市设施供给不足,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很快成为大众关注的问题。因而政府还是在尽力筹集资金增加投资和供给。这就带来了对投资品的巨大需求。而几乎所有投资品都是竞争性产业的产品,它们由市场定价,因而会带来生产资料价格的高攀。例如1998年以来,建筑对钢材的需求(即城市化的需求)占对钢材需求总量的74%~87%,在2004年2月中央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之前,钢材价格的涨幅高达43%。把对城市的需求放进视野,我们就能解开所谓“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消费品价格指数背离”之迷。这也告诉我们,对城市的需求将会引致多大规模的对投资品的需求。

      城市化时代

      中国是一个城市化较早的社会。据经济史学家赵冈和陈仲毅的估算,我国在汉代元始2年(公元2年)时,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就达到了17.5%;到唐代天宝14年(公元755年)时,城市化率为20.8%;到南宋嘉定16年(公元1223年),城市化率更为21.1%。他们估计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至少有250万人(《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211~228页)。只是到明清以后,出现一个逆城市化过程,到了清末(1893年),城市化率已降为7.7%。个中原因,尚需探讨。

      作为清朝和中华民国的继承者,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又从较低的起点出发。很不幸的是,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走上计划经济之路,又严重压抑了城市化。因为偏低的粮食计划价格只能减少粮食的供给,政府反过来就要限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加上发行粮票,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到了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17.9%竟还不如20年前的1959年的18.4%。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从农村到城里经商和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地区的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富裕以后,小城镇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20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从1978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88%。尤其是1996年以后,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4%。2003年中央政府又废止了威胁进城农民的“收容谴送制度”,许多地方政府也宣布取消城乡户口差别,进一步消除了城市化的制度障碍,更加速了城市化进程。2004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1.8%。

      城市化率每年增加1.44%,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就意味着每年有近两千多万农民变为城里人,加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相当于每年有两千多万个“购买”城市的新“客户”。与已有的城里人不同,他们购买的首先是新增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它辅助性服务设施的“容量”,这显然意味着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的需求,除了数量的增加外,还有质量的增加,这就是已经在城里的人对更大住宅和汽车的需求。2004年我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比10年前增加了63%(见下图)。轿车销售量2002年增长了51%,2003年更增长了75%;从2000年到2004年,共增长了279%。更大的住宅面积就要有更大的城区,要求有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为之服务;汽车出行方式替代传统的自行车加公交的出行方式,最重要的是人均占路面积的大幅增加。小轿车的人均占路面积应是公共汽车的7倍以上。因此,人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也要增长。

      尽管还存在着“汽车排队”和“忍受短缺”,尽管这表明供给和投资还远远不足,近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还是大幅度地增长了(见下图)。如果按头一年的投资给下一年新进入城市的人“使用”来计算,则人均投资额也在增长,从1995年的3793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22305元。尽管这是没有完全满足需求的人均投资水平,却仍是一笔大买卖。千元左右的家电产品,每年数千万人买已经掀起很大的浪潮;10万元为单位的汽车,每年有上百万人买,已成为近年来的市场热点。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种产品,平均价格在22305元,每年有2000多万人购买,将是何等巨大的市场!更进一步,对城市的需求不仅意味着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需求,进城的人还要住房子,房子里面还要配套所有的家具和电器,加在一起,至少有10万元之多。2000万个10万元,已经是全国GDP的若干分之一了,这真是一个滔天巨浪!

      到这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产业经济学常说,一个产业的发展会带来所谓 “波及效果”。因为一个产业总是要和其它产业互为上下游或互为市场,还有“旁侧产业”,而哪一个产业也不如“城市”这个产业有着更广泛的产业关联。所有上游产业都会受惠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投资的增长,如钢铁、水泥,建材,建筑机械,机车设备,建筑和运输等生产企业,和规划、设计和咨询等智力行业;所有与城市生活有关的产业也会受惠于城市化的加速,如前面提到的家具、家电,还有装修、园艺、餐饮、保健、体育、剧院和教育等领域;还有为城市中交易服务的各行各业,包括装卸、仓储、配送、通讯、薄计、商务谈判服务、会议、展览、质量检验、金融、保险和法律服务等。

      更为重要的是,对城市的“消费”不仅是购买城市这个“设备”,而是要享受城市“服务”。这就类似于购买住宅以后要有物业服务,购买汽车以后要有加油和维修服务一样。不同于一次性购买,时时存在而又永无止境的服务才是生意的大头儿。一旦住进城里,就要永远交“城市物业费”,包括电费、水费、燃气费、取暖费、电话费、宽带费、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加上养路费、汽车保险费、停车费和物业费等等,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北京一个中产阶层家庭每年要花费约20000元。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城市居民消费的抽样调查,将“交通通信”和“居住”(扣除“住房”)两项相加,2003年我国城镇平均每人约支付1164元“城市物业费”,用当年城市人口52376万乘之,共约6002亿元;因城市人口的增加而获得的“城市物业费”增量也有252亿元之巨。此外还要交税。据说真正的“城市税”——财产税也会在“十一五”期间开征。这背后,就是一个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产业,其中最好的是“政府产业”,它负责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

      这么好的事情,却不是昙花一现。过去几波的需求浪潮,似乎都在几年间就退了潮。汽车的需求可能会长一些。而如此规模的对城市的新增需求将会保持几十年。这是因为城市化曾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压抑,如今的城市化率依然很低,我曾在“巨国效应:中国还有几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吗”一文(见本刊试刊号)中说过,按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44%计算,若要达到我国适宜的城市化水平(如80%),至少还需要25年的时间。更何况,城市不仅需要新增投资,还需要“更新”。这类似于“老城改造”。我国还有多达42620个小城镇中的大多数还等待着变成“体面”的城镇。除了城市物质固定资产的“折旧”,随着我国文化的复兴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往几十年建设成的城市的“精神损耗”会迅速增加,大规模“翻修”已有的城市也可能会成为“运动”。这都足以与城市的增加和扩展共同构成长期的强劲的投资需求,时间长得堪称“时代”。

      城市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

      然而,前景虽然美好,城市化却不是中国人可以闭着眼睛坐享其成的。因为城市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可以在工厂里大批量生产,而与特定的地点无关。历史地看,城市的兴衰与贸易相关。除了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城市一般处于贸易通道和交通枢纽上,使人们到这里进行交易可以节约大量交易费用;贸易红利则滋养着城市。如今我们看到的楼兰古城,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遗迹都是因丝绸之路的衰落而被废弃的昔日繁华的贸易中心。城市是经济学中抽象的市场的现实形态。只要有足够的生意可作,这种市场中的人越多,市场的规模越大,就越能节约交易费用,就越有效率。因而进入这种市场的人其实是互为外部经济。换句话说,城市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吸引人。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市场具有网络经济性;即市场中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增加比成本更大的效率。城市因此就具有马泰效应。城市越大,就越有吸引力。

      但是在现实中,城市存在于具体的空间。虽然城市越大越好,但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拥挤。如今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拥挤。这就是城市理论上的市场的规模经济与有限空间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将资源投向附近的另外一个新中心的话,没有人或企业愿意偏离这个市场中心,哪怕忍受拥挤。北京这些年来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印证了这一点。因而简单地依赖市场来判断对城市的需求走向是不够的,市场也无法自动地解决拥挤问题。基于此种看法,北京2004年修编的总体规划就明确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概念。这说明,对于对城市的需求,既要服从于市场交易的选择,又要超越市场的眼界,并且不能怕一定时间内的亏损。这就需要政府站出来。但这本身就是新的难题。一来政府也不见得具有预见城市未来的能力,这增大了对城市投资的风险;二来即使是政府,预先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城市在供给方面的难题之一。

      总体而论,城市的供给方面有三个难题。一是大多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自然垄断就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市场中只能有一家企业的情形。这使得市场的定价机制失灵。如果任由这家企业自己制定价格,它可以将价格定得很高,因而极大地减少了需求和供给,也就阻碍了城市的发展。由于这种特殊性质,我国迄今大多数公用事业还是以国有事业单位为主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又带来了资源和效率两方面的问题。仅靠财政收入这个单一来源无法满足城市公用事业的巨大投资需求,而“垄断的”“国有的”“事业单位”几重身份又使公用事业更为缺乏效率。全国供水行业的国有单位富余人员平均约为50%;全国公交企业的人车比约为11:1,大大高于香港的3.3:1。全国的大多数国有公用事业或者亏损或者微利。例如据统计,2003年1月~11月全国66座城市的公交亏损面为60%;89个城市供水单位也有60%亏损(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公私合作制的中国试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4页)。根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的统计,尽管将政府补贴算入,2002年我国94家大型管道燃气企业中有65%是亏损的,其余企业除了两三家外,总资产利润率一般不超过1%。因此公用事业多被政府看作是财政负担,也无法吸引其他投资者。

      供给方面的第二个难题是,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所谓“公共物品”,按照张五常教授给出的便捷断定方法,就是无法分别向消费者收费的物品;前面加个“准”字,是说这种性质没有这么强;如城市道路和桥梁,广场,绿地,路灯,垃圾处理和防洪等,一般不能在使用时当即收费,但可以间接收费。这种间接收费因缺乏“谁不交费就停止服务”的手段,往往收缴率不高。例如因为不能对不交供暖费的单个居民单独中断供暖,我国大部分城镇供暖费的现有收缴率只有约60%;截至2002年,沈阳拖欠热费累计达22亿元、哈尔滨为12亿元、大连为2.6亿元、齐齐哈尔为1.2亿元。有了这种准公共物品性质,因为不好收费,民营企业就难以进入;因为没有市场价格,也无从判断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价值,以及配置得是否合理;因为这些项目因不好收费而较难形成盈利模式,也因为没有准确的市场评价,也就无法在财政之外融资。所以这种性质也使城市基础设施经常处于投资不足且效率低下的状态。

      第三个难题就是上面谈到的,城市的供给要有很明显的超前性和规模临界点,即在现实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要进行“高举高打”的投资,并在建成后忍受相当长时间的亏损,甚至是投资的彻底失败。如果政府判断错误,或只是为了追求短期政绩,也可能使巨大的投资落空。如近年来传媒披露的陕西省扶风县投资2亿元建造新区而成为“空城”的故事,就是一例。即使新城有人居住,也可能因为政府的城市规划存在缺陷,而只是一座“卧城”,只供居民居住而没有其它功能,导致交通流量的钟摆式运动。这种情况甚至会出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如望京小区、回龙观小区和天通苑小区这些典型的“卧城”在上下班时间都是异常拥堵的。

      而如果对城市需求的预见是正确的,就会改变人的流向和空间布局,在新城中聚集人气,形成更有效率的城市资源配置。例如近年来兴起的交通导向的土地开发(TOD),就是要在土地开发之前进行大规模的轨道交通的投资,并最终起到改变交通流向和居住-就业布局的作用。但一般企业不会对这种既要大规模投资,又有很高风险,还不能及时得到回报的模式感兴趣,因而存在着融资困难;即使是政府部门也会因财政拮据而无力承担此种重任。其结果是,城市交通设施只能严重滞后于需求,导致许多建成的社区交通拥堵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本文一开始两个经济学家看到的八达岭高速公路严重拥堵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我国的土地市场尚未成熟,在土地一级市场中,大量土地以很低的代价被征用;在二级市场中,招标、拍卖和挂牌的市场化交易形式刚刚起步。土地这种城市化的主要资源还没有形成均衡的价格信号,也使“城市产品”不同寻常。在一个一般商品的市场中,对商品的需求直接且清楚。企业可以根据商品在市场中的价格和自己生产的成本做出决策。但“城市产品”没有明确的价格,即使有价格也不够准确;由于规模和超前性要求,一般企业又无法直接“生产”,即使生产出来了,又难以收费弥补成本;由于土地制度还不成熟,真实成本也不清楚。即使是对城市化最应负有责任的政府,既可能更多地追求GDP指标和财政收入,而忽视了对城市的投资;又可能以政府强势低价获得土地,以出售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导致城市的过度扩张。城市化的美好市场前景,就像满园春色,隔着重重迷雾,变得模糊不清了。

      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

      因此,我们面临的时代到底是一个辉煌的城市化时代,还是一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严重滞后的时代,取决于我们的眼光、智慧和操作能力。眼光要有透视能力,能看到因没有市场评价而被掩盖的城市化的“隐形市场”;眼光还要有远望能力,能够看到城市化市场的长远前景。

      首先要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将对城市的需求考虑进来。如果忽略了这一趋势对货币的需求,就可能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压抑城市化的发展。如果考虑到对城市的需求,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就变得可以理解,从而支持对钢材生产、建材生产等大规模投资就是更为可取的政府政策。因为从长期看这会平抑生产资料价格,更有效地满足城市化的需求。相反,如果认为生产资料价格高涨不可思议,采取政府政策甚至行政手段直接压抑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因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对城市的最终需求,不仅不能真正平抑生产资料价格,更重要的是,会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遭受战略性挫折。一个适应于城市化时代的宏观政策能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充分的货币增量还会因乘数作用而实现数倍的交易和收入。

      有了充足的货币,还要竞争性市场和适宜的价格。竞争性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后者主要指土地市场。在土地一级市场中,要按照土地用途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的农民和居民;据研究,补偿水平至少应是原用途下23年的土地产出。在土地二级市场中,不仅要对经营性土地进行“招拍挂”,也应将所有土地放入市场交易过程中;这样才能真正给出土地的价格信号,使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对城市的供给有所依凭。

      在有些时候,强烈的需求热情被压抑在高昂的价格之下。这其实是世界上颠扑不破的铁律。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而垄断形成的高价可以让人望而却步。回想手机是3万元一部的“大哥大”时,我们很难想象有朝一日这是一个巨大产业。正是由于联通1994年进入电信领域打破了当时中国电信的垄断,使得手机价格一降再降,其结果是,当手机价格降到数百元一部时,因为便宜就会有更多的需求,反过来因为需求的巨大规模,又引起生产规模的增大,导致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使更多的消费者买得起。移动电话用户从1994年的157万到2005年的3.93亿猛增了250倍。1995年电信服务业只有876亿业务收入,如今已经形成一个年业务收入高达5820亿元(2005年)的大市场。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正面临着当初电信业曾经面临的情形。我国大多数公用事业是由国有事业单位垄断,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由政府承担。这从两个方面使成本(价格)居高不下。第一,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国有公用事业的成本往往很高;在不能由市场评价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表现为相关投资部门将预算做得很高。第二,即使存在竞争,国有事业单位的效率也相对较低,会有较高的成本。尽管公用事业的价格往往并不高,但这是因为政府补贴了公用事业单位。例如前述94个管道燃气企业中,有56家企业在2002年受到当地政府共约102520万元的补贴。这导致政府不愿意进一步投资于公用事业。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两个问题,当我们将竞争引入这个领域时,就会产生类似于电信改革的效果。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公用事业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浪潮。这种趋势在一些国家中被称为PPP,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包括不少具体形式,如人们比较熟悉的BOT(建设-经营-转让),还有BOO(建设-拥有-经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服务合同,管理合同和租赁合同等。其实质是在政府建立一套管制机制的条件下,由民营企业经营公用事业。在建设部的推动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特许经营权招标的方式选择经营者,在这个自然垄断行业的入口处营造一种竞争气氛,以弥补进入后缺乏竞争的不足。如在城市管道燃气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跨城市的市场,许多民营企业到处“攻城掠地”,参加竞标。从廊坊起家的新奥集团如今在50多个城市获得了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李嘉诚旗下的百江集团在36个城市中建立了燃气公司;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也“占领”了30余座城市。正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强力介入,我国城市的燃气普及率近年以来有了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45.4%一跃而为2004年的81.6%(《公私合作制的中国试验》,2005,第286页)。

      也有不少城市尝试将基础设施和土地一起交由民营企业连片开发,让企业承担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责任。例如曾名燥一时的“邛崃模式”,就是邛崃市政府与当地民营企业瑞云集团签订的一个整体开发运营新城的50年的BOT协议。尽管这一模式因各种原因遭遇一些挫折,邛崃新城还是在两年的时间内初具规模。在离邛崃不远的地方,即成都城里,民营企业置信集团也与青羊区政府合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开发青羊工业发展区。已经有数十家企业入驻该区,“青羊模式”已经稳健地起步了。这类模式虽然还不成熟,却至少可以避免政府追求政绩、建造空城的错误。

      当然,这个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浪潮才刚刚开始。2003年,私人投资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份额约为28%。在城市化的公私合作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还需要时间,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调整,为公用事业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对市场化的经营公用事业的企业的监管机制。因为无论如何,虽然进入时有竞争,公用事业究竟是只能由一家企业在一个市场中经营,还需像对待所有独家垄断企业那样,对价格,质量,安全,不间断服务和普遍服务进行监管。但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结构,还很难一下子让我国众多城市的相关政府官员都能掌握。一旦克服了这一瓶颈,城市政府和居民就会有更为便宜的“城市产品”,提供这一产品的企业也会因找到了可盈利的模式而能获得更多的融资。

      谈到融资,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但这几年的数据表明,大量资金已经开始通过现有的金融工具流向推进城市化的行业。如2004年底国家开发银行14095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有84%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的。只是由于金融工具的缺乏,这种转移还不够敏锐和充分。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供给不足的现象说明,金融领域是城市化的另外一个瓶颈。因此为推进城市化而创造新的金融工具,是做大市场的又一个战略性举措。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鼓励设立公用事业基金和TOD(交通导向开发)基金等,就可以为城市化提供更为充裕的资金。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规则应为金融创新留下更多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期待金融家们创造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更有效的金融工具,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更为灵敏地追随需求结构的变化,将大量资金从生产过剩的领域转向有着巨大市场前景的城市化产业。这无疑又使我国的城市化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模糊不清的前景和正在开放的产业领域中更有发展的机会。因为一旦到谁都能看清楚的时候,也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产业完全放开,大量竞争者就会蜂拥而至。实际上,那些先行一步的企业,无论是新奥集团、百江公司,还是中华煤气、进军水务市场的法国的威利雅,都已获益非浅。只要是有战略远见的企业,就不会错过这趟中国的“城市化时代快车”。

      ……

      当汽车驶过昌平,前面的视野变得开阔。汽车加快了速度,又开始进入了八达岭山区。两边的奇峰峻岭盘桓着长城,煞是好看。

      2006年1月11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

      我懂你的焦虑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焦虑,那时候很快乐,踢足球啊、玩啊,被爸爸妈妈打,最多赶出去啊这样。进了大学以后,我去听第一场演讲,到一个阶梯教室,我记得很牢。里面就很多人,我去晚了,旁边也都站满人,没有办法,我们就吊在那个窗门上面,头扒着往里面看。

      演讲的是一个哲学系的年轻讲师,他就很大声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死了,说我们要评估一切价值,一切坚硬的都将烟消云散。我当时差点从那上面掉下来,我在想我刚考进大学,上帝就死掉了,那我怎么办?

      那时候谈女朋友,大概都是件挺堕落的事情,所以就开始考虑,人本身的一些问题。又没有答案可以给到你,说老师我该读什么书,没有地方去问这样的问题,只有自己去找。所以我大学四年,我在大学图书馆呆了四年。

      因为那时候我女朋友在杭州,我在上海读书,我就读了四年书。跑进图书馆里,也不知道读什么书,沿着那个架子,历史文学哲学一排排读过去。读的时候读到一些书,觉得脑子很清楚,懂得很多道理,然后很兴奋,满脸通红地跑出去。回到寝室的时候,又全都忘记掉了,人就变得很激动,然后很愤怒,很想要表达一些东西,又表达不清楚。

      所以我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罗斯福说: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呢?他说你应该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抵抗住所有机构、集团、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你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对财富,对金钱本身一点都不排斥,我觉得当一个有钱人挺好的。

      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颜回,一个叫子贡。颜回是一个非常安贫乐道的人,但是颜回二十九岁的时候,满头就白发了,四十岁就挂掉了。子贡是一个学问也很好的人,但是他又很富有。孔子周游列国,都靠他去打点大家,靠他去资助。他活了七十多岁,因为他很有钱,也很有思想,他到列国的时候,列国的国君在一个亭子里面,跟他面对面地站着,然后平等地行使礼节。我觉得那种状态挺好的,所以我宁可愿意去做子贡,不愿意去做四十岁就挂的颜回。

      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记者考察团,当时我们全班有四个同学,我们筹了五千块钱,从上海出发,整个南中国逛了一圈。我们大概逛了有五个月,就四条流浪狗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农村,就那五个月,使我真实地看到了,当时真正的中国,就这个国家有多么的辽阔,它的山有多高,河有多宽,马路上的灰尘有多大,人有多么贫穷,有多么多的人,就是你用脚丈量过这个国家。

      所以我在想年轻的时候,你如果有一次很长途的旅行,对你的一生来讲是有很深远的意义。比如说我到湖南的时候,到一个县里面,我们跟县里说,我们要看最穷的家庭,他就带我们去到一座山上,一个家里一个妇女生了三个女儿。

      我们去的时候,两个女儿和她们妈妈,在门口迎着我们,然后大女儿躺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女儿只有两条裤子。你打开她的锅盖,里面全部是番薯,墙上挂的是干的辣椒和干的玉米,地上有两只土鸡。所谓的“家徒四壁”,这是真正的家徒四壁。

      我们走的时候,给她留了张五十块钱人民币,就放到她的炕上。我们就看到那个女的,在整个房间里跳来跳去,像跳大神一样地在跳。他们村里人跟我们讲说,她知道这是一张很大的钱,但她不知道这张钱有多大。那五个月对我改变很大,我后来就变成一个,不是特别愤怒的人。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90年代,金钱开始日渐成为了这个国家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国家进步,个人呢?你有多少钱?在那个时间全中国所有的马路上,都贴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金钱。人的观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实也是,你面对这些事实变化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那个焦虑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县里面做调研,是一个“造假村”,他们把面粉和糖搅拌在一起,然后把它蒸干,然后就变成颗粒状的东西,灌到各个袋包装里面去,然后变成板蓝根啊,什么养胃冲剂啊,各种各样的袋包装药。反正吃两顿也治不好病,吃两顿也吃不死。

      我调查完了以后,离开这个村的时候到村口,我跟那个村长说,我说你们有没有道德,所有买你这个东西的都是病人。那个村长就跟我讲,吴同志你知道吗?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全村的人都富起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是那只抓住老鼠的猫。

      经过了这一段以后,使得我感觉到人生也好,国家的进步也好,它不是一个黑和白非常分明的一件事情,大量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灰色的地带,这个也是我后来写作的,一个主要的立场和观点。

      自己个人来讲,我很有幸,在早期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各种机缘偶然,能够慢慢地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靠自己手艺,靠写作吃饭,在一个特别窄的领域里面,财经写作,能够做到让自己相对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个男人最焦虑什么时候呢?是三十岁的时候。林肯讲过一句话说,三十岁之前你这张脸是父母给你的,三十岁以后这张脸是你自己的。三十岁以前如果你没有愤怒过,像我们讲愤青过,你是没有良心的,三十岁以后你还是一个愤青,而且只知道愤怒的话,那你是没有脑子了。

      我们现在的焦虑,可能是成长的焦虑,是希望获得成功的焦虑,但成功者确实也有成功者的很多的一个困扰。我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朋友,他在2001年的时候,把他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他当时套了有十多个亿人民币的现金。在2001年的时候,手上有十多亿现金的中国人,大概不会超过三个人,所以他在大家看来是个特别成功的人。

      有一年我跟他出去,到美国去旅行,在过海关的时候,前面有个美国人在过海关有个很小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他就把那个小孩抱起来,给那个海关官员看。我那个朋友突然间泪流满面,他说他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他说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儿子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是长得怎么样的,我有没有抱过他们。

      十多年时间他基本上是住在厂里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出差,所以子女是交给他太太来管理的。当他拥有十多亿的时候,他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是他再也没有办法,去抱自己的女儿了,那个女儿已经不归他抱了。

      我还曾经问过中国的几个首富,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我问他们说:你们已经有很多钱了对不对?为什么还在赚钱呢?“我想知道我这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这大概是我听到过关于财富最焦虑的一个回答。

      我觉得焦虑大概有三个原因而产生的:第一个是不确定性。我们面对的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不知道自己到哪去;第二点,焦虑是因为比较而产生的,叫人比人气死人。

      前两天我碰到一个26岁的小青年,他跟我讲我很焦虑,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狭义相对论》了,米开朗基罗26岁的时候,已经雕出那个大卫了,他说还有一个人26岁的时候,中午睡了个午觉,有三个人三顾茅庐,要请他出去平定天下,那个人叫诸葛亮。他说我也26岁了,我怎么还在这儿,问你我要不要创业。所以“比较”,我认为会产生很大的焦虑。

      第三种焦虑呢?我认为是选择。在你的人生中会出现很多岔道,然后呢你每一次选择就会耗去你的时间,耗去你的精力。我觉得要克服焦虑的办法,其实大概就是说你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在你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几件事。

      第一件事你要想清楚,你这辈子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热爱什么东西,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第二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人;第三你愿意用未来的二十年时间去完成,这件你喜欢的工作和你专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完大家是更加焦虑了,还是稍微好一点?

      中小银行开展投行业务面临的形势及前景展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为了追求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及收益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纷纷效仿股份制银行开展投行业务。通过近几年的业务发展,投行业务逐渐成为中小银行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金融改革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中小商业银行何去何从?如何加快推进投行业务的发展?日益成为银行高管层及银行主要业务部门关心的话题,本文就中小银行投行业务面临的形势及对策进行分析,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中小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背景

      (一)金融脱媒大趋势要求银行大力发展投行业务

      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直接融资规模日益扩大,企业融资的脱媒效应开始显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相对萎缩,需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资产业务来看,部分贷款被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票据市场工具、股票融资等替代;从负债业务来看,部分存款则被货币市场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居民股票投资所替代;从中间业务来看,由于投行业务大都属于中间业务,没有强有力的投行业务支撑,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举步艰难。

      (二)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发生变化,要求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

      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发展主因是近几年客户和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传统业务难以继续满足其需求。

      一方面,随着2009年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政府平台公司负债需求不断增大。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弊端及和风险也逐渐显现,监管机构开始对金融机构向政府平台融资进行规范和限制,而政府平台的负债必须保持不断滚动,政府融资需求持续旺盛。在此情况下,传统的贷款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需求,需要银行不断创新融资方式,投行业务自然成为银行参与政府平台融资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银行信贷资金进入地产行业受到一定限制,房地产企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企业,对融资的需求非常旺盛。当传统贷款业务不能有效满足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时,需要在银行资金和地产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投行业务同样成为最有效的工具。

      (三)国内外非银行机构参与企业融资,促使银行进行业务转型

      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纷纷抢夺银行客户,对中小商业银行同样带来巨大竞争压力。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底,全国信托业融资余额近10万亿;据中国行业研究网数据,截止2013年6月末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余额3.42万亿,银行的传统业务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二是国外投行机构纷纷抢夺中国市场,在重组、并购、IPO等领域大举进军,赚的盘满钵满。外资背景的基金、风投等也纷纷蚕食国内市场,力图分一杯羹。国内银行业在投行领域则受政策限制或由于自身风险及业务偏好的影响,而显得力不从心。要想积极参与该市场竞争,中小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加快投行业务发展及创新,以分享该业务领域带来的收益。

      三是民间机构蚕食银行客户群体。目前民间的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基金、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发展迅猛,其灵活的业务模式,快速的审批机制等也受到部分客户青睐,银行的客户群体进一步被蚕食。

      (四)银行间同质化竞争严重,投行业务成为新的竞争手段

      国有银行在银行间保持着巨大的规模优势,对中小商业银行构成沉重的竞争压力;股份制银行靠其规模和产品优势,竞争触角不断向地方商业银行的地域延伸,直接抢夺中小银行的市场。

      中小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上的竞争优势不断削弱,必须加紧业务转型,谋求一条新的业务突破之路。而投行业务因其“量身定制”的特点,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中小商业银行可通过决策链短的优势,提高产品创新和决策的效率,弥补传统业务同质化竞争的劣势。中小银行适时、有效地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既可以逐步改变目前过于单一的商业银行功能,也可以在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项目融资等投资银行业务中拓展生存空间,改善银行间普遍存在同质化竞争的被动局面。

      (五)应对利率市场化,开展投行业务成为突破口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的盈利模式是存贷利差,而随着市场利率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对存款性金融机构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利率市场化时间无论长短,带来的效果都是从管制前的低利率走向放松管制之后的高利率。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认为商业银行的数目大概会减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大型银行会变得更大,同时会更加虚弱,而一些基层的社区银行或邮储银行等会变得更好,而中型银行夹在中间是最受苦的。某企业家预言:银行倒闭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存款利率一旦放开,银行挥别“高利”进入“战国”时代,中国一千多家地方银行马上面临能不能活的下去的问题,很多中小银行的牌照已经不太值钱了。

      靠利率管制吃利差活了数十年的滋润日子,银行如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金、保险、互联网平台等纷纷揭竿而起,通过互联网直接与储户亲密接触,用高收益硬生生地抢食了银行的客户,而且这种势头还在迅速地蔓延,原本高枕无忧的银行面对种种挑战,危机及压力感骤然增加,一些银行正在提前布局,纷纷寻找新的出口。

      如果固守传统,坐吃利差,不再是高枕无忧的生存方式了,弄不好还会面临生存危机。

      银行唯一能做的就是适应变化,盈利模式以融资为主转向以资管为主,但这种模式又与其他金融机构短兵相接。那么,面对这些挑战怎么办呢?从商业银行自身来看,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正是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手段:

      一是调整收入结构。目前多数中小银行利润主要依靠息差,中间业务收入等占比较低,经营收入结构不合理。自2005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开始着力调整收入结构,谋求进一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经营收入的比重。随着近几年的探索,投行业务已经成为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工具,以某商业银行重庆分行为例,其2011年投行业务收入达到2亿元,超过分行贷款利息收入,此举大大提高了各中小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

      二是增加经营收入。目前中国银行业主要利润来源为存贷款的息差,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息差持续收窄是可以预见的。大型商业银行凭借网点、规模和品牌等优势,负债成本总体低于中小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发展投行业务对中小银行提高经营收入水平有重要意义。

      (六)贷款规模受限,投行业务成为资产扩张工具

      中小商业银行由于受到自身规模限制,信贷额度有限,难以满足自身快速发展的需要。投行业务以非银行信贷模式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有效节约了信贷规模。随着近几年来人民银行对贷款规模的调节,贷款规模已经成为各中小银行的稀缺资源。如何以有限的信贷指标获取最大化的回报,成为中小银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银行投行中的融资顾问、撮合交易、组合交易、短融、中票等均不影响信贷指标,所以投资银行业务逐渐成为部分中小银行速扩大资产规模的重要工具。

      二、中小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

      以2001年7月央行出台《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为标志,历经12年的发展,在与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紧密相关的系列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法律与监管框架已初步形成。业务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传统型的发行和代理类业务;二是创新型业务发展阶段即为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提供服务方案兼融资型业务以及直接投融资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从2009年以来,我国各中小银行在债券承销、理财投资、咨询顾问、银行保函及贷款承诺函等投行业务方面均做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除交易所内公募证券承销、发行、交易以及非金融企业股权投资等难以涉足外,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范畴理论上已可覆盖投行业务其他主要业务领域。近年来,我国中小银行开展投行业务,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一)积极参与债券承销等业务,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1月24日发布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8.3万亿,规模再创新高,占国内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规模的71.1%;当年新发2.6万亿,占国内新发行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规模71.5%。相当于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7.75万亿元的31.4%,是企业从股票市场融资0.3万亿元的8.1倍。

      企业债、短融中票债务融资工具作为银行投行业务的一项重要业务,尽管中小商业银行日益重视该类业务,纷纷加紧推进业务发展,努力抢回一定市场份额,但是目前竞争十分激烈,同时中小银行还面临缺少承销资格、客户选择面窄、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的制约,难以与大银行展开竞争。

      (二)“非标债权理财”发展迅猛,但与监管政策相悖,如坐过山车,冲顶后迅速回落

      银行非标债权理财业务在2009年至2012年经历一段时间的爆发式增长,但是如坐过山车,冲顶后迅速回落。面对非标债权理财业务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开始严格管理,先后通过对“银信合作”、“非标债权”实行余额控制、资产入表等方式加以控制。截至2013年6月末,银行理财资金余额9.08万亿元,其中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2.78万亿元,短短三个月时间下降7%,随着部分非标债权理财的逐渐到期,余额将进一步下降,该项业务的萎缩也使银行通过理财资金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的方式受到较大制约。

      (三)部分投行业务品种因种种原因,规模难以做大

      保函业务、贷款承诺函业务均为银行较为传统的业务,该两项业务对于企业融资具有较大帮助。企业如能有该两类函件,在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时就可得到较大的便利。但银行保函因在出函行要按100%的风险权重计提拨备,这制约了各银行开展此业务的动力;而贷款承诺函虽然风险权重有所下降,但市场上出资银行对其保障效力并不认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小银行要做大保函、贷款承诺函业务面临较大困难。

      (四)“打擦边球”的承诺函、暗保、回购协议等业务发展可持续性不强

      尽管暗保、回购协议等不入表的“抽屉协议”前段时间成为各家银行青睐的对象,但此做法与监管部门政策要求却有冲突,目前正在逐步规范。

      该类业务的具体做法是:开展投行业务一方(项目方银行)为满足自身的部分客户融资需求,通过信托、证券、基金等通道设计一个产品,通过对该产品匹配承诺函、暗保、回购协议(该几种函件基本不计入报表,属于抽屉协议)等方式向其他金融机构兜售。投资一方(出资银行)通过设计三方依次转让模式的交易结构,将该类资产摆入报表的买入返售科目,或直接计入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市场上大量机构均采取三方交易模式将资产摆入买入返售科目,以降低风险资产占用和规避自营投资额度限制。但该类业务从根本上讲并不规范,其三方依次转让模式纳入买入返售科目值得商榷,暗保等方式规避风险资产占用也不符合会计记账要求,且监管机构也正在着手准备进行规范,该类业务发展的持续性值得关注。

      (五)业务发展内外均存在制约因素

      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部门在银行内部是独立运行的部门,但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相比却又更像银行,整体发展面临重重困难或矛盾,主体表现在:

      1、外部制约因素:

      (1)资本市场缺乏成熟度;

      (2)现阶段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监管框架以及监管机构“重监管、轻创新”皆不利于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开展;

      (3)客户对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认知程度还不高,通常不会将银行列为满足其投行需求的优选合作对象。

      2、内部制约因素:

      (1)传统商业银行文化的制约,尤其是风险文化制约。对待风险,商业银行通常采取“规避”态度,而投资银行则强调通过承担、控制和分散风险以赚取超额收益;若采用商业银行的风险观去管理投行业务风险,投行业务必然受到束缚并失去活力,最终沦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边缘业务板块。

      (2)传统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制约。传统商业银行激励机制或许并不适用于投行业务。投行业务通过“承担、管理、分散风险”赚取超额收益,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且项目运作周期相对较长。风险承担和创新依赖于投行专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励不可或缺。

      (3)业务规划缺失。目前,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时日尚浅,缺乏长远规划和系统发展战略。尽管管理层高度重视,但投行业务发展仍然缺乏相应的资源支持,商业银行在投行领域巨大的商业潜力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监管政策调整对投行业务的影响

      (一)监管政策的常规要求加大了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难度

      一是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储备资本要求的充足率为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特定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之上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按照上述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含储备资本)不得低于10.5%。

      投行业务的开展对资本形成一定的耗用,将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考验。

      二是杠杆率的监管要求。除上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外,商业银行还应当满足杠杆率监管要求。杠杆率=资本净额/表内外风险资产之和*100%,根据监管要求,杠杆率不得低于10%。

      三是行业集中度的要求。根据监管部门集中度管理的要求,商业银行单一客户集中度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前十大客户集中度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四是流动性指标的要求。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应满足流动性管理的要求。投行业务的长期投资,会给流动性指标带来一定影响。

      五是行业、区域投向的监管要求。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对“两高一剩”行业、政府平台、房地产等行业及异地客户均有相关限制政策,所以中小银行开展投行业务需符合上述政策的具体要求。

      (二)8号文限制了中小银行非标债权理财规模

      2013年3月初,银监会下发了8号文,对非标债权理财业务进行了严格管理,核心条款规定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商业银行不得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融资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或回购承诺。对商业银行非标债权理财业务构大重大影响。

      1、限制了机构理财业务发展。中小商业银行非标债权理财大量通过包装成“机构理财”方式向其他商业银行销售或对搓,同时为提高产品在银行间的接受程度,销售理财的银行一般会为各自的理财产品向出资银行匹配兜底函。而8号文的出现,从非标债权理财的余额上进行控制,并明确要求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不得兜底。受该规定影响,中小银行难以像以往一样将非标债权通过机构理财的方式在银行间进行消化,失去了银行作为投资者的支撑,机构理财业务受到的影响较大。

      2、个人理财规模受到限制。同样,由于非标不得超过理财总额的35%,不得超过银行资产总额的4 %的限制,银行向个人客户发行的非标债权理财余额也大受影响。加之由个别金融机构在债券业务方面出现的案件影响,监管机构对债券新开账户暂停,导致银行在一段时间内连标准债权的理财产品也无法发行,理财余额直线下降,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非标债权理财额度也迅速下降。

      以我行为例,2012年末总资产突破1000亿,按照8号文规定,我行非标债权理财余额不得突破40亿元,同时我行还要确保理财余额在任何时点不得低于110亿元。

      (三)传说中的9号文对“擦边业务”全面限制

      目前银行间盛传的9号文即将出炉,且9号文是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融资的角度对银行间融资行为进行管理,从而间接规范市场上“打擦边球”的投行业务。据了解,9号文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打擦边球”的投行业务产生影响。

      1、商业银行融出资金期限不得超过1年。该规定将对目前市场上动辄2-3年的各类信托、证券、基金等包装的产品造成重大冲击。出资方今后也只能投资1年期项目。

      2、明确了买入返售资产的标的。据了解,9号文将规定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应当为债券、票据及中国银监会认可的其他金融资产。该条规定属实,则目前市场上将各类信托、证券资管、基金资管受益权作为买入返售资产标的的做法就显得前途未卜。一但银监会不认可其作为买入返售资产标的,则不少银行面临将该类资产转科目的问题,部分科目可能面临爆仓。

      3、明确了买入返售的模式。据了解,9号文将规定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指商业银行与金融机构按照协议约定先买入金融资产,再按约定价格于到期日返售给该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行为。该规定即指明资产卖出方和到期买回方为同一机构。目前市场上三方依次转让,将资产摆入买入返售科目的做法与该条规定将产生冲突,“三方买入返售”模式很可能寿终正寝。

      4、对第三方担保的限制。据了解,9号文将规定商业银行开展同业融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该条规定对于目前大行其道的暗保、承诺函等模式进行了否定,该类业务发展难以为继。

      四、中小银行投行业务发展趋势

      (一)银行开始试点资产管理计划业务

      目前银行部分投行业务去通道化趋势显现,工行、建行、招行、交行、中信、民生、兴业、浦发、光大、平安等11 家银行获准试点银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DDFI(债权直接融资工具),首批试点额度100亿元。客户资金不再通过券商、信托等渠道投资于目标客户。在初期,尽管银行开展资管计划业务依然受到诸多限制,但可以预见,银行在今后的通道业务中将与信托、券商等机构分庭抗礼,分食一部分市场,在主动管理型业务中较传统的理财业务又多了一项工具,对证券公司小集合资管计划、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计划亦可能造成一定冲击。

      (二)债券、短融中票、私募债等业务比重将进一步加大

      从国外发展历程来看,金融脱媒是一个发展趋势,企业直接融资必将进一步增长,债券作为企业直接融资工具,今后还将进一步发展。随着监管机构对非标债权理财的规范,非标债权理财余额不断下降,该渠道已经不能满足融资客户的需求,该部分客户最终将面临选择私募债、短融中票等融资工具。银行在债券业务上扮演的角色包括承销人、投资人,随着该类业务的发展,银行扮演的这两种角色也将获得丰厚的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

      从现实操作上看,中小企业私募债具备取代非标准化债权的潜质,是中小商业银行下一阶段投行业务的重要点。一方面,在新监管标准下银行净资本都比较紧张,亟须发展表外融资业务。与此同时,8号文对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实行严格的余额控制。而中小企业私募债在交易所上市,属于标准化资产。银行发展中小企业私募债一方面可以不受“8号文”对非标准化资产的规模限制,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标准化产品的基数,有助于在绝对值上增加银行“非标”产品的规模。另外,中小企业私募债采取交易所备案制,具备机制灵活且对企业净资产和盈利限制较少等优势,以私募债对接理财资金的操作相对简单易行,银行便于将此模式复制推广。

      (三)增信业务仍然有空间

      近年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增信业务为客户融资提供了巨大便利,房地产企业在其中受益最大,其通过持有资产管理公司出具的债权远期收购承诺,向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满足自身经营需要。银行传统业务中的保函、贷款承诺函业务同样具备该功效,今后客户通过持有银行该类函件同样可以在融资过程中享受到便利的融资条件。

      银行通过该类业务开展,在不占用贷款规模和资金的前提下,耗用一定风险资产便可获得一定的风险溢价,相较于传统贷款业务更为节约资源,由于其具备该优势,可以预见其又将成为未来银行投行业务的一大发展趋势。

      (四)结构性融资将撬动投行业务规模

      结构性融资目前主要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部分私募基金采用,其通过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以劣后投资者身份投入,再引入一定额度的其他资金满足融资方需求,实现以小搏大的结果。中小银行受制于自身规模、风险资产等指标,决定其不可能在投资规模上与大型银行相媲美,故结构化融资是中小银行以小搏大,做大投行业务规模的一项重要工具。

      (五)私人银行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提升

      目前国内各大银行为维护高净值客户,均设立了私人银行部,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客户与一般个人客户的差异在于其投资理财需求旺盛且金额较大,该类人群成为银行投行业务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维护好私人银行客户,通过专业的咨询服务及风险管理技术引导其资金投向于银行的目标客户,既满足了个人客户财富增值的愿望,又满足了目标融资客户的资金使用需求,银行还获得中间业务收入,实现多赢局面。

      (六)大力开展融资咨询服务,以专业技能获取中间业务收入

      咨询服务业务未来也是银行重点发展的投行业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其不占用银行风险资产,属于“0风险”、“高收益”。二是未来随着中小银行投行业务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将进一步加强。三是商业银行客户资源丰富,咨询服务类客户营销难度相对较小。四是该类业务是多手段维护客户关系、满足客户需求,强化银行品牌形象的重要工具。

      五、中小银行投行业务策略建议

      (一)确立投行业务的战略地位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今后商业银行由传统的以批发信贷业务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向资本节约型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由高资本消耗业务向低资本消耗业务的转变,努力提高非利息收入。投行业务将成为中小商业银行未来经营转型的最重要的业务品种。

      建议中小银行对投行业务重新进行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投行业务对中小银行今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随着今后银行业进一步竞争加剧,在传统业务领域中,中小银行优势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如不在其他业务领域独树一帜,抢占市场先机,则中小银行最后很可能面临业务及规模萎缩,沦为只能提供简单存取款、结算功能的社区银行的命运。

      (二)完善业务体制机制,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推行事业部制运营模式。在总行层面建立按事业部制运作的投资银行部,将现有的分散于公司业务板块、个人业务板块和资金业务板块的与投资银行业务相关的业务、职能、人员加以整合。同时,给予投资银行部相对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有效把握市场机遇,充分调动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对投资银行部进行系统策划、拓展和管理。

      配置业务资源。中小银行投行业务发展需要行内对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优秀人才的引进、配备,风险资产的配置,资金上的支持,快速审批机制的建立,合理的绩效激励等,从而促进该业务迅速的发展。

      建设专业化队伍。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智力密集型金融中介业务,大部分具体业务不具备可复制性,业务发展的核心是高素质人才。既要培养一批精通金融、财务、企业管理等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又要引进证券、法律、营销、IT 通讯、房地产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塑造一个具有“能力纵深”并具有合作精神的业务团队,方可能实现投资银行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其中,管理团队应该具有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不仅能在执行国内业务的过程中,有效协调监管机关、客户和行内外关系,还能顺畅沟通国际先进同业,吸收借鉴国际经验用以发展国内业务。专业团队应该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创新出适应市场环境的合规产品或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三)强化产品创新

      银行投行业务是对传统信贷业务等的创新,而银行之间的投行业务竞争同样需要创新来维持其市场竞争力。中小银行要想弥补与大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的劣势就要创新其业务品种——发展投行业务。而要想在投行业务领域仍然保持其竞争优势,则必须不断创新产品,走在市场前沿。若中小银行在投行领域只跟随在大型银行脚步之后,其竞争优势仍然无法完全体现——产品创新才是保持竞争力的源泉。

      例一: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传统双边贷款主要遵循“买入并持有(take and hold)”即“持有到期”策略,因而对资本的耗用相对较大。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主要采取获取主承销项目后进行分销策略,安排费、承销费、代理费、承诺费以及一级/二级市场价差等中间业务收入非常可观。该类业务可很大程度上摆脱资本约束,通过持续做大交易额推动无风险成本的中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同时亦有助于提升持续扩大客户关系的能力。该类业务事实上已超脱了“持有资产”的范畴,更多地体现为“管理资产”的概念,相当大部分的资产并未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总体而言,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的绝对收益和RAROC皆大为可观,高收益特征非常明显。

      例二:结构性融资业务。运作形式可采取表内贷款、表外担保或纯粹的无风险中间业务模式。

      例三:资产管理业务。1、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债权型投资信托基金。在遵循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私募发起设立债权型投资信托基金。3、股债混合型信托投资基金。4、夹层基金。

      例四:财务顾问业务。银行依托自身的网络、资金、信息、人才和客户优势,针对客户需求,为客户的投融资、资本运作、资产管理、债务管理、企业诊断等活动提供咨询、分析、方案设计等服务,并相应收取财务顾问费。财务顾问业务系不占用风险资产的高收益中间业务。银行既可单独为客户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亦可将财务顾问服务与前述投行业务紧密结合。银行可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包括常年财务顾问和专项财务顾问服务。专项财务顾问具体包括:境内外资本市场IPO财务顾问、上市公司再融资财务顾问、私募股权融资财务顾问、收购兼并财务顾问、结构性融资财务顾问、债务管理财务顾问、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战略咨询财务顾问。

      (四)强化资源整合

      中小银行各项资源有限,难以与大型银行比拟,因此除开“拼资源(风险资产等)”的投行业务,还需要开拓一条“0消耗”的投行业务路径。中小银行可以建立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联盟,以银行信用为切入点,整合信托、证券、保险、资产公司、财务公司、基金公司等。通过联盟的资源整合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也体现了银行投行业务掌控能力,更能树立银行在客户心中的品牌形象。

      (五)提升服务水平

      银行对客户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只有两项,一是资金来源,二是服务水平。对中小银行而言,资金规模和价格优势不如大型银行,必须在服务上下功夫。在服务中要尽力满足除客户提出的需求外,在服务中要尽力满足除客户提出的需求外,还要主动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及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将客户仅仅抓在手中,提高客户忠诚度和贡献度,实现多赢格局。

      (六)建立投行业务风险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雷曼、贝尔斯登等为代表的美国投资银行业纷纷破产或陷入财务困境,充分说明了投资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杠杆融资以及次级贷款产品投资时容易导致金融的风险积聚。

      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以存、贷款为主,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而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围绕有价证券展开,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是其风险主因。两种业务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风险诱因、风险管理手段上存在较大差异。银行现有风险管理体系主要是对传统信贷业务等提供服务,有其固有的一套评判标准。而投行业务因其个性化的特点,每笔业务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巨大。现有的标准化评判标准不能完全适应投行业务发展需求。如坚持固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则在投行业务发展中容易出现固有标准束缚投行业务发展的情况。中小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应建立有别于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善相应的风险应急措施和问责制度,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投资银行业务高质、高效的发展。

      农民需要自由选择权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无论城里人到农村打工或当地主,还是农民进城打工、居住,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后来城乡户口限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这个政策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认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导致农村长期补贴城市,农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追不上城里人,最终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是无法极大增加农民收入的,而且也很难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长远看,不能靠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因为就算农业再增产,一亩地一年产出也不过1000元至2000元,而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千元。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把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仅仅是提高农业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进出城市要自由

      从根本上讲,要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他们愿意进城,就可以进城;不愿意进城,就可以留在农村。这并不是强制农民做什么,而是给他们增加一个选择,本来不允许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多增加一个选择肯定是好事情,如果农民认为增加的选择不好,可以不选择。

      在出台更多的政策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各地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完全自愿。

      中国过去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政府认为好的事情,老百姓不一定这么认为。而政府又要强制这么做,就容易把事情搞糟。

      当年搞农业合作化便是如此。农民不愿搞合作化,但政府认为合作化对农民有好处,规模经济能提高效率,于是就强制农民合作化。

      为什么农民不愿搞合作化?

      效率可能提高了,但分配问题没解决,多作贡献的人不能得到更多的分配,所以农民不愿意。农民不愿意政府就强制,一直从高级社最后搞到人民公社。农民变相罢工,全国人民挨了许多年的饿。

      农村改革后,这个问题没有了。1978年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农民有了自由选择权。

      市场为什么要自由,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会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去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这种组合一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尽管重庆目前的政策表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强迫农民转户的措施。例如,农村孩子上重庆的大学,来的时候户口是农村,必须转成城市户口,不然就不能申请奖学金等。这是很不公平的,也违反了自由选择的原则。

      重庆以土地换城市公共服务的设想,虽然比完全僵化好一些,但里面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不能重蹈好心办坏事的覆辙。

      农地产权应私有化

      除了重庆,成都关于城乡统筹最近也出台了一个办法,就是取消城乡差别,把自由选择的障碍拿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增加选择权,城里人可以选择到农村去,农村人可以选择到城里来,没有什么城乡区别。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成都的做法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钱从哪来?成都一些新建的农民房都有车库,固然很好,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适用于每个城市或地区?

      如何处理土地、农地,是农民进城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土地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体现在土地的用途这一点。例如,究竟是什么用地,是城市用地,还是工业用地等等,政府的权力特别大,由它说了算,而不是由市场来配置。

      为什么我比较赞成现在农村的耕地私有化?我们的耕地非常紧张,要把它用好。但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土地配置不合理,造成浪费。这就需要调整用途,具体的问题需要灵活调整。

      成都的改革叫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土地,还包括资本和人员都能流动。所谓的流动就是有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机会,从而提高效率。

      所以,土地的使用一定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交换,有价格,没有选择的障碍,效率才能提高。

      这就需要土地能被定价,土地质量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有了价格,农民就可以得到补偿,如果坏地变好地就再花点钱。

      政府此前的补贴妨碍了市场,起到负面作用。现在的做法不是妨碍市场,而是撬动市场,通过政府很少的钱撬动市场的大钱,而且政府退出,不是直接进入市场。

      此前我们投入支持农业的资金中,有很多钱花得很冤,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其中也不乏产生正面效果的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就很好,不但没有破坏市场,还能帮助市场。

      需要谨记的一条道理是,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没有障碍地流动,是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在实际执行中不走样,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可能有人担心,农地可以转让后,会出现土地兼并以及大资本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从效率的角度看,兼并是好事。我们总讲农业要集约化,所谓集约化就是要有规模。集约化,兼并土地搞大农庄,提高了效率,但又产生一个公平问题。一些人把土地卖了,就没有土地所带来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

      从长远看,把阻碍提高效率的政策取消,该兼并就兼并,该分散就分散,它会自己找到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收入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靠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的另外一条路,就是政府、社会团体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如此一来,两头就都能兼顾到了。

      另一个办法是靠中介组织。农民可以不直接跟大企业打交道,而是通过中介来进行土地的交换。如此可以避免大企业欺骗农民,因为与农民相比,中介更清楚土地的价格。

      万全的办法是不存在的,房地产组织、合作社、政府可能都会欺骗农民。不过,中介组织受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而且如果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相对会好些。

      政府有义务提供住房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要搞清楚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GDP是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应该彻底摆脱对经济的参与,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尤其是政府不能以赚钱为目标,不能公司化。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主持正义,制造一个正义的环境就可以了。对于社会上的穷人,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发达国家大部分的税收都用到了社会保障方面,民间的各种帮扶组织都很发达。

      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社会保障不健全,政府不但不把税收多用在社会保障方面,还从中赚钱。

      体现在城市化上,社会保障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很多人没意识到住房是人权的一部分,这个权利是必须要具有的。

      那么,住房由谁来提供呢?要由政府提供。政府有义务给百姓提供房子住,但没有义务帮百姓买房子,满足你对住房的占有欲,当然也没有义务保证你能住好的房子。

      住房的不公平,是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集中表现,永远存在。

      从奴隶社会到现在,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住房问题都很难解决。

      政府只能保证你有一个起码条件的住房,而这个“起码条件”是什么条件,要看国家的经济实力。

      农民进城没有地方住,或者住宿条件极差,要想消除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应该在住房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有很多方案,比如建廉租房、给进城农民发补贴等。

      农民自己找房住,开发商会开发一批适合他们的住房。农民花钱去住,开发商挣钱,政府给一定补贴,这是最好的方式,由市场来解决配置资源的问题。

      这就涉及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形成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贫民窟的出现是低收入人群选择的结果,在外人看来这并不好,但他们认为这样挺好。这是低收入人群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这个。

      有没有减少贫民窟的办法?有,发住房补贴。政府给低收入人群一些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房租下来。拿北京来讲,如果一个月政府补贴1000元,自己再补贴三五百元,就可以租一个有厨房和卫生间的住处了。

      贫民窟问题要慢慢解决,北京现在的规定是15个人以上一间房是不合法的,但这只是个人数的标准,还有采暖、厕所、厨房等标准。

      我们要想避免贫民窟的产生,就要给他一个比贫民窟更好的选择,并且使他能选择得起。

      只有自由选择,才会有最好的城市化。

      美国立宪启示:告别弱肉强食时代

      回到上面的问题,美国立宪遇到“卡壳”的时候,为什么还是耐心地“谈”,而不是动不动就“打”。某些因素看似偶然,却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譬如领导人的气质往往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影响深远,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也经历过“八年抗战”(独立战争),总司令是华盛顿。众望所归的他正是费城制宪委员会主席。他端坐在那儿不想打仗,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他不想当皇帝,美国就注定是共和制;他当了两届总统就功成身退、卸甲归田,两届制在很长时间内就成了美国宪法惯例,直至修宪把这一条明确写进宪法。除了主持程序之外,华盛顿对美国立宪并没有贡献什么思想,但美国有华盛顿,实在是它的幸运。

      不过这种幸运又不是纯属偶然。在中国历史上,战功卓著的军事领袖也多了去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出过华盛顿呢?事实上,别说华盛顿了,连拿破仑都没有;他虽然利用法国革命的混乱做了独裁者,但是毕竟主持制定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法典》,为国家法治作出过重大贡献。袁世凯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态,自己要学华盛顿,不做拿破仑,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又岂能和拿氏相比。然而,没人否认,袁氏是一个极能干、极精明的人;如果他在美国,说不定能有华盛顿的成就。为什么在中国就只能做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呢?甚至即便华盛顿来中国,或许也会成了袁世凯。美国是幸运的,法国也算是幸运的,但是为什么惟独中国百年立宪的运气那么“背”?

      和英美不同的是,中国长期奉行权力至上文化。凡事都要先决出一个“老大”,其余即惟命是从,否则谁也不服谁。中国谚语“一山不容二虎”就是这种普遍心态的写照。如果同一个群体出现竞争者,那就只有“一决雌雄”、以分高下。既然胜负已决,那么结果必然是“胜者通吃”,胜者是不会也不需要和败者分享的,因而也没有谈判的余地。在权力解决一切的文化背景下,谈判纯粹是多余,要求谈判是示弱的表现。因此,我们几乎从来不会通过谈判确立一套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然后按规则办事。恰好相反,我们把失败的后果设计得很可怕,所谓“胜王败寇”;政治斗争的败者轻则失去一切,沦为阶下囚,重则掉脑袋。既然谁也承受不起失败的苦果,各方都只有选择没有规则、没有底线、不择手段的恶斗。

      权力至上文化所衍生的一种现象是有权必用,过期作废。这是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无需赘述。这种文化首先会阻碍良性社会改革,因为统治者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自信满满,为什么要改呢?改革者是对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满清保守势力无情扼杀立宪改良,屡屡错失改革良机,直至招来革命。1908年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错误自信的最好写照,自以为江山稳固、“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没想到三年后就爆发革命了。此前还不知好歹地搞了一个“亲贵内阁”,激起了全国公愤,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既然权力至上是一种文化,它便不局限于官场,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造成平民百姓也信奉权力,而不是讲道理、守规则。譬如办事托人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这首先意味着权力的触须无所不在,但凡办事都要有“关系”;所谓“熟人”,就是控制着某一块资源并为了亲情友情或以后的利益交换而愿意“帮忙”的人。托人办事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并非这件事情是否应该办,而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将事情办成。上访人“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也是一样。这固然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法律不可信等原因造成的,但是也体现了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思维,总是指望权力部门出来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撑腰,而不是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民主和法治渠道解决问题。

      权力至上文化所衍生的另一种习惯是欺软怕硬,不尊重弱者。这种习惯平时走路、开车就可以看出。国外的规则是汽车让行人,但是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行人让自行车,自行车让汽车,小车让大车……其实每次相遇都是一次较量,双方显示的实力瞬间决定了谁让谁。欺软怕硬看似十分理性的自然反应,但是这种不便恭维的习惯会强化权力至上,致使规则至上的法治文化无处生根,进而产生非理性的政治选择。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一下没了底气,急忙抛出架空皇权的《十九信条》,可以说是一夜之间从传统的实权君主制变为“虚君制”。这本来是空前的历史进步,一个弱政府对于建立法治、保障人权无疑是有利的,但是中国人容不下弱者,不再会给满清机会;夹在强人袁世凯和拒绝妥协的革命军之间,五岁“末代皇帝”很快退位。假如当时各派能有1215年英国贵族或1868年日本维新人士的智慧,保留皇权并迫使其实施《十九信条》,中国或早已走上英国的虚君共和之路。然而,我们信奉的是实力;一旦没有实力,还凭什么在位?而实力是靠打出来的,不然怎么知道你有实力?等到用枪杆子证明实力的一方控制了政权,权力游戏又开始了新的轮回,而胜者通吃的格局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执政集团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直至被下一个更强大的革命者武力推翻……

      美国立宪者能在利益严重对立的格局下不诉诸武力解决,确实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并不能归功于华盛顿个人的英明,甚至也不纯粹归功于“立宪者”这个政治精英团体的睿智。归根结底,这个仗能否打起来,首先得问老百姓答不答应;如果使唤不动老百姓,精英们即便不共戴天又怎么打仗?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至多只能靠决斗、肉搏“私了”。当年独立战争是为了殖民地所有人的自由,凑齐了邦联军队。这仗打了八年,好不容易打完了,还要再打,恐怕是没有谁会答应的——为了什么?为谁而战?不要忘记,虽然那个年代的各州政府算不上任何意义的民主标本,但也都没有专制政权的神通,想抓壮丁就抓壮丁,想派劳役就派劳役;他们想多征点税都要考虑能否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独立战争就是为了抵制英国人的税才打起来的。和平时期要拉起一支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谈何容易?换言之,美洲政府在其公民面前并不比当年英王在其贵族面前更强势;没有后者的同意,既没人又没钱,是没仗可打的。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端坐在制宪会议主席台上的那一位是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他要是聪明的话也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华盛顿。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究竟谁想打仗?又是谁承担战争的成本?当然是平民百姓。几乎在任何战争,他们都是炮灰。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战争不是杀得家家妻离子散、尸横遍野?但是究竟为了什么?最后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在二三人中决出谁做他们的主人吗?胜者得天下不用说了,虽然有“胜王败寇”一说,其实即使败者也未必太惨,往往可以隐姓埋名、流亡海外什么的保全自己。刘项之争不知死了多少人,项羽本来是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东山再起的;国共之争,蒋介石不就跑去台湾安享晚年了嘛。真正付出的是千家万户的平民百姓,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仗怎么会不打呢?换言之,一个国家之所以动不动就会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老百姓的命不值钱,太容易成为政治精英的炮灰;或更准确地说,他们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经过长期教育改造之后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幻想自己为国家卖命还是一种荣幸,以至鼓噪战争比政府还起劲。生命贬值只是缺乏权利的自然结果。中国人之所以常常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挂在嘴上,实际上杀起自己人来比谁都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回归自我本位,有权对侵犯其切身利益的政府行为说“不”,政治精英才不会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以人民的生命作为争权夺利的赌资,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因为武力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选项。美国立宪者代表的可以是某个集团的利益,可以是某个地区的利益,但惟独不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说,在舆论监督的大环境下,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和某个集体的利益融合起来,飞扬跋扈、穷兵黩武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政治自杀。一旦不同利益的代表开始妥协、谈判,即有制定规则的必要;不然,昨天刚谈完,今天就翻脸不认,或者各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在已经谈妥的权利—义务边界上扯皮,岂不前功尽弃?利益妥协需要明文规则界定,而宪法就是最基本的规则。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真正实施宪法规则——规则终于讨论出来了,大家都眼巴巴盯着怎么做呢。归根结底,立宪是为了界定各方的利益,而不是给任何人作秀;如果不按宪法规定的方式办事,肯定有人不干的。

      最后,立宪是为了界定和保护利益,但这种利益不是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是更加长远的利益。这个结果可能是规则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抽象的规则一般不会规定某个具体人群一劳永逸地享受某种特权。美国立宪者并不是躲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制定宪法规则,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毕竟相信这部法则是要流传久远的,如果不是永恒的话。按中国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利益格局是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的,现在看起来对自己一时最有利的规则难保以后也有利。这次选举是多数,下次选举可能就成了少数;如果认可多数人可以剥夺少数人的财产,那么下一次受害者很可能是自己。大西部原来是不毛之地,应该支持小州“以地为本”的立宪模式,但是谁会想到今天的西部沿海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工商业中心?因此,立宪必须立足于长远利益,而不能局限于眼前的既得利益,否则只能作茧自缚。

      最大的长远利益莫过于忠实施行这部宪法。一旦宪法确定了权利边界,各方无论强弱,均需尊重宪法。作为规则,宪法的作用主要体现于防止强势集团越界侵犯弱势利益,但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恰恰是强势者的权力。强权是不需要规则保护的,宪法之于它看似是纯粹的障碍。但是如果不能驯服强权,如果一遇到强权,宪法就为之变型、扭曲,那么宪法就如同一张废纸,立宪也就成了一场笑话。其实人不能过度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维持强势;只要是凡人就有弱点,就有成为弱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自己在强势的时候摧毁了宪法,让它权威扫地,那在自己弱势的时候又如何指望得上宪法的保护呢?宪法形同虚设,各种势力即回到无法无天、各自为战、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这种状态能对谁有利呢?强行占有的既得利益能永远维持下去吗?美国立宪者的高瞻远瞩正体现于其拒绝短期诱惑,自觉接受宪法统治。

      千虑一失,美国立宪者再远见卓识,也有自己的盲点。惟一致命的盲点就是蓄奴问题。当然,联邦立宪时,它已经成为南北斗争的焦点,最后通过一种妥协安排暂时平息纷争,但是这并未实质解决实质问题,并成为日后宪法危机的隐患,以至不得不通过一次内战终结问题。奴隶问题显示了立宪者的局限性。华盛顿尚且在去世前释放家奴,杰弗逊到死也未把自由还给自己的奴隶,南部奴隶主则出于贪婪要把奴隶制永远进行下去。一旦一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不被当人对待,而是和牲口一样任人摆布,他们不仅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也无法控制自己主人的贪欲。然而,沉睡的人性终将觉醒;当时可以剥削奴隶的血汗,但是到他们起来的那一天,美国该怎么办?立宪者未能克制不正当的短期诱惑,致使宪法这部社会契约差一点被蓄奴纷争撕裂,也为美国社会留下困扰至今的无穷后患。

      美国立宪的经验或教训在于,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强势,也没有绝对的弱势。就和再弱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反抗能力一样,再弱的群体也有自己的报复手段。我们不尊重农民的权利,设置种种不正当的规则歧视这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对此无可奈何,却可以用同样不负责任的行为给城里人输送有毒的大米、蔬菜、猪肉……一旦陷入相互投毒、以邻为壑的丛林状态,谁都别指望自己能维持强者姿态全身而退,剩下的出路就是逃亡。或者,我们也可以像美国立宪者那样,走到一起为自己立约,永远告别弱肉强食的时代。

      在市场指引下因势利导

      造城运动的苦果

      从世纪之交开始,许多省级、副省级城市大量征用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大拆大建,用“摊大饼”、平面扩张的方式推进城市化。

      十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反复提出中国城市化中的效率问题,可惜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造城运动”却从省级、副省级城市扩散到地级乃至县级城市。全国各地超豪华的酒店宾馆、办公楼、政府大厦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这种比拼造大城的运动造成了种种消极的后果:“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极大地浪费土地资源;“双重二元结构”拉大了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产业的空间结构恶化,城市的运营效率降低。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在合作化以后,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入社”,不能退出,土地所有权就转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掌握在基层政府的领导人手里,而城市土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则属于国家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有权按农业产值计算的极低价格征用土地。巨大的差价由政府、开发商和其他拿到批租土地的人们分享。对政府来说,这造就了对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对开发商来说,价格的扭曲造成了土地使用上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造成了庞大的寻租温床,使一些与土地批租和经营有关机构的官员“前腐后继”,大案要案频发。

      二、政府职能的错位。从历史源头上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从“市”,也就是市场交易中心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却是从“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

      政府的职能本来应该是提供公共品并保证市场有效运作。在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会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而趋于合理化,政府只是因势利导地进行规划引导。而在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情况下,城市化不是“从下到上”地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从上到下”地按照政府和领导的要求进行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城市像公司,书记是它的董事长,市长是它的总经理。这样,许多官员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运用行政权力来“经营城市”,决定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

      利弊权衡的问题

      三、层级制城市结构。作为市场交易中心,所有的城市本来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城市之间只有辐射范围远近之别,而没有权力大小之分,但是我国城市的结构是层级制的。城市分成不同的行政等级,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等等。上级城市管辖下级城市,在行政主导城市化和城市等级结构的体制下,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反过来说,行政级别越高,支配资源的权力越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官员行为的常规,这就是尽量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管辖城市的规模做大,然后他们就有可能晋升到更高的行政级别并拥有更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个别大城市存在“摊大饼”、“造大城”的问题,现在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四、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有责任弄清楚这些问题。比如,城市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城市聚集又有某些负面效应。所以,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这里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由于这种权衡,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一种趋势,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需要设立在较大的城市里。其原因是:金融业的分支繁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一整套的支持性行业,如会计师行、律师行和金融咨询机构等等,而且这些分支行业间关系密切,有必要设在同一城市里。辐射范围越大的金融中心,从业人员的数量越多,就需要设在规模越大的城市之中。纽约、伦敦等人口上千万的巨型城市都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制造业的情况不是这样。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产品发生联系的,彼此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权衡利弊的结果,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里效率可能更高。而且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既能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条件,又能带动周边乡村的发展。研发中心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把它们建立在小城市或大城市郊区山清水秀的地方更符合研发人员的要求。

      提高效率的措施

      前几年我们在苏州调研时,有人反映,苏州有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专业人员,呆不了多久就转到上海去了。开始时,人们对发生这种情况的解释是:相比于上海,苏州城市太小,对于向往大城市文化社交生活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我们对这种解释有些怀疑,便进行了更深入的调研。结果发现,苏州毗邻上海,只要在交通上做些改进,居民便利地享受大城市的文化社交生活是不难做到的。问题倒是发生在专业交流方面。由于苏州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足,产业分散,相同专业人员的数量就很难达到能够共同切磋技艺和通过碰撞产生新思想的临界点。在当今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呆得长了,容易在学识和技术上变得落伍,所以他会寻求一个能够和同行交流的地方,使自己的学识技术能够不断求得长进。

      面对以上形势,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行地产制度改革,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二是改革财政体制,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但现在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做好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势利导,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四是加强对世界各国城市化经验教训的研究,提高我们自己对城市化的科学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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